在貴陽市云巖區(qū)的鹿沖關森林公園內(nèi)，隱匿著一個看似普通卻意義非凡的天然溶洞——地母洞。它不僅是喀斯特地貌孕育出的自然奇觀，更是在抗戰(zhàn)烽火歲月中，肩負起守護中華民族珍貴文化瑰寶——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的重任，從而書寫下一段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動人篇章。

《四庫全書》，這部由乾隆皇帝主持編撰，耗時十余年完成的鴻篇巨制，堪稱人類文化史上規(guī)模最為宏大的叢書。它將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進行系統(tǒng)梳理與集中保存，全方位傳承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燦爛輝煌的傳統(tǒng)文化，享有“典籍總匯，文化淵藪”的極高贊譽。全書分為經(jīng)、史、子、集四類，故而得名“四庫”。當年共抄寫了七部，分藏于全國的七個藏書閣中。然而，歷經(jīng)清末戰(zhàn)亂，其它六部有的在戰(zhàn)火中慘遭焚毀，有的散落各處、殘缺不全，唯有藏于杭州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在幾代浙人的不懈努力下，歷經(jīng)搶救和補抄，成為現(xiàn)今保存最為完好、內(nèi)容最為完整的存世版本，無疑是世界出版史上的無價珍寶。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日本悍然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華夏大地陷入一片戰(zhàn)火紛飛之中。杭州，這座美麗的城市也危在旦夕，藏于杭州的文瀾閣《四庫全書》面臨著被劫掠焚毀的巨大風險。為了保護這部承載著中華文脈的典籍，時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陳訓慈當機立斷，決定轉移庫書。1937年8月1日至3日，浙江圖書館全體職員齊心協(xié)力，耗時三個晝夜，將庫書及珍貴館藏仔細清點、逐一裝箱，共計140箱。隨后，在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親自關心下，庫書由專人護送，于8月4日離開浙江省立圖書館孤山館舍，踏上了漫長而艱辛的西遷之路。庫書先是遷至富陽，緊接著轉至建德，而后三遷至龍泉，一路輾轉，橫跨福建、江西、湖南等省，行程長達2000多公里。終于，在1938年4月30日，這批飽經(jīng)滄桑的書籍抵達了貴陽。

文瀾閣《四庫全書》初到貴陽時，第一個落腳點是位于科學路的貴州省立圖書館。但由于該館館舍簡陋，藏書條件欠佳，難以對庫書進行妥善保存。于是，在同年9月28日，140箱庫書與貴州省立圖書館的數(shù)萬冊館藏古籍一同被轉運至貴陽威清門外的張家祠堂。張家祠堂成為了庫書在貴陽的第二個家，然而，僅僅7個月后，危險再次降臨。1939年2月4日，日寇派出18架轟炸機，對貴陽大十字及周邊繁華商業(yè)區(qū)進行了狂轟濫炸。而張家祠堂距離轟炸中心區(qū)不足2公里，庫書的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

就在這千鈞一發(fā)之際，貴州省立圖書館的一名職員提出了一個大膽而又極具遠見的建議——將《四庫全書》轉移到位于貴陽城北郊外十里處的許官溪鎮(zhèn)金鰲山腰的地母洞。地母洞，這個由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天然溶洞，洞深17米，寬10米，高5米，內(nèi)部空間較大，且?guī)r石堅固。更為重要的是，它隱藏于山林之中，具有極佳的防空優(yōu)勢，仿佛是大自然特意為保護庫書而準備的天然屏障。經(jīng)黔、浙兩省工作人員實地考察后，一致決定將庫書遷藏于此洞。1939年4月8日，在眾人的共同努力下，《四庫全書》安全轉移至地母洞，自此開啟了長達5年零8個月的艱難守護歷程。地母洞也因《四庫全書》的到來，被賦予了“戰(zhàn)時書庫”的特殊使命，成為國寶古籍的避風港。

貴陽的氣候素有“天無三日晴”的說法，雨水多、濕度大，這對于存放在溶洞內(nèi)的《四庫全書》來說，防潮與防蟲成為了首要難題。為了給庫書創(chuàng)造一個良好的保存環(huán)境，工作人員想盡了各種辦法，不斷對洞內(nèi)環(huán)境進行改造，開展了大量細致入微的防潮工作。據(jù)資料記載：“為防潮起見，在洞內(nèi)筑長約二丈五尺，寬約三丈的木臺。離地約二尺，以石塊鋪疊為柱腳，木板下放置石灰，另于臺上近洞頂處，建斜形瓦棚一座，用遮滴水。洞側鑿有水溝，俾洞頂?shù)嗡赝吡飨?，順而注于洞底，匯入山穴。”同時，為了方便看護庫書的職員和警衛(wèi)住宿，在洞口附近搭建起了3間草房。盡管條件艱苦，但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并沒有擊退守護人員的決心。每到春、秋季節(jié)，他們都會小心翼翼地將書籍搬到洞外的曬書臺曝曬，以去除濕氣。同時，在洞中地上撒上石灰，吸收地上和洞內(nèi)的潮氣；在書箱之間安放夾板，防止書籍晃動受損；在書箱里面放置樟腦，用以防止蟲害。著名科學家、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還親自前來查看保管情況，遠在重慶的蔣介石也曾來電詢問相關保存事宜。在這漫長的歲月里，守護人員始終堅守崗位，從未有過絲毫懈怠，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精心呵護著洞內(nèi)的國寶，守護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

1944年4月，日軍發(fā)動豫湘桂戰(zhàn)役，并于11月攻入黔南獨山。戰(zhàn)火逐漸逼近，貴陽局勢緊張，教育部當機立斷，決定將文瀾閣《四庫全書》轉至重慶。12月6日，浙江省立圖書館庫書保管員毛春翔和貴州省立圖書館迅速組織人力，將庫書從地母洞搬運到張家祠堂集中。12月8日，《四庫全書》裝箱起運，離開了這個守護它們多年的地母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zhàn)爭取得了最終勝利。1946年5月7日，6輛汽車載著《四庫全書》緩緩離開重慶青木關。經(jīng)過近兩個月的長途跋涉，于7月5日平安抵達杭州，重歸西湖孤山館。

抗戰(zhàn)結束后，地母洞在鹿沖關森林公園的莽莽叢林中漸漸隱匿起來，那段守護《四庫全書》的光輝歷史也隨之成為塵封的往事。然而，歷史的記憶不會被永遠掩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段珍貴的歷史逐漸被人們重新發(fā)現(xiàn)。2015年，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國家圖書館召開了“抗戰(zhàn)時期古籍搶救保護史跡研討會”。在《抗戰(zhàn)時期古籍搶救保護史跡文集》的封面上，一張老照片映入人們的眼簾。照片中，4名身穿中山裝的工作人員站在藏書架旁合影留念，照片上寫著“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十日，浙江省立圖書館文瀾閣《四庫全書》貴陽地母洞藏庫”字樣。與此同時，存放在貴州省圖書館近300頁的《代管文瀾閣〈四庫全書〉》檔案也被發(fā)現(xiàn)，這些檔案保存著抗戰(zhàn)時期《四庫全書》在貴陽的許多相關電文、信件、經(jīng)費支出及各種憑據(jù)，為這段歷史提供了有力的佐證。2015年，文瀾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全部印制完畢后，逐步走出中國，走向世界，成為中華文化傳承不息的生動寫照。

2018年，為了紀念地母洞與文瀾閣《四庫全書》這段特殊的歷史淵源，在鹿沖關森林公園管理處的積極推動下，一座帶有江南韻味的院落——文瀾院在距離地母洞不遠處拔地而起。文瀾院占地1000多平方米，是一個三進的中式傳統(tǒng)園林，其設計參考了皇家園林和杭州文瀾閣的風格，園內(nèi)的廊、檐、門、窗等木雕工藝均由貴州鎮(zhèn)遠的木工師傅精心打造。2021年7月9日，一場莊重而又意義非凡的入藏儀式在鹿沖關森林公園文瀾院廣場舉行。浙江文瀾文化發(fā)展有限公司總經(jīng)理楊紹斌將文瀾閣《四庫全書》影印精裝本書目清單、庫書總目錄，以及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樣本依次交給鹿沖關森林公園管理處處長廖月生，這一歷史性的時刻，讓地母洞與《四庫全書》再次緊密相連。如今，地處鹿沖關森林公園的“浴火文瀾，戰(zhàn)時書庫”，已被授予“貴州省生態(tài)文化教育基地”“貴陽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榮譽稱號，吸引了廣大市民和游客前來參觀打卡。地母洞，這顆曾經(jīng)被人遺忘的抗戰(zhàn)“遺珠”，正以全新的姿態(tài)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它見證了中華民族在危難時刻守護文化瑰寶的堅定信心和頑強決心，也將繼續(xù)見證中華文化在新時代的傳承與發(fā)展，成為一個時代的不朽記憶和精神坐標。